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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魏晋南北朝佛典目录的历史地位

1998年第3期西北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     第28卷JOURNALOFNORTHWESTUNIVERSITY

(总第100期)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№.31998SerialNo.100Vol.28

论魏晋南北朝佛典目录的历史地位

魏哲铭

魏晋南北朝时期,佛教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多方位的传播。它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,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撞冲激荡,参差交会,形成了独具中国历史特色的佛教思想,影响甚至支配着南北朝时期一些国家的统治,这里仅就佛学目录的的产生和发展谈谈它对后世的影响。

中国的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后,同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相接触,不断变化发展,最后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新学说,佛经目录和中国佛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根据中国佛学的特点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目录,并极大程度地揭示和传播着中国的佛学。

东汉以后,佛经日益增多,但东汉初年,统治者只允许西域人造庙寺、奉神,不允许汉人出家,所以佛经只传于上层社会,被看成与黄老之学或神仙方术类似。汉末不许汉人出家的法令渐渐松动起来,三国、两晋时期,玄学风靡一时,佛学在玄学氛围中得到进一步传播,许多名士们也改变了汉代对佛教讥毁的态度,都重视钻研佛经,佛经从上层走向下层,由少数进入多数,在全国流传。佛经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,译经逐渐增多,内容也越来越复杂,人们在学习佛经中常感到目前流传的佛经理论尚不完整。这一方面是因当时对经典的翻译是间接的,即从西域胡人处转译来的;另一方面也因翻译的佛经是按照印度的思维习惯,人们不容易接受它。这样为了求得对佛经有个彻底的了解,产生了西去求经的要求。适应这种要求的首先是魏人朱士行的西域之行,接着有竺法护、法显等,之后陆续去取经求法的僧人不断,至晋宋之际,掀起了一个高潮,这些中国的求佛先行者从西域翻译了许多佛经。如朱士行的《放光》、《道行》,竺法护的《光》等,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产生译人与译典最多的时期。

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胜经》、《楞加经》等与《般若》经类据《开元录》记载,从南朝宋永福元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,经南北八个朝代169年共有译者67人,译籍750部,1750卷,《大般涅

学”、“涅迥异的大乘经竞相译出。《阿会》、《杂阿毗昙心》等小乘经论的传译日趋完备,并形成了“三论学”、“毗昙学”、“成实学”等诸多佛学师说,这些对佛经以后在中国发扬光大产生了奠基作用。

佛教在汉哀帝元年通过大月氏的介绍传到中国,经东汉、三国渐渐发展起来,汉译的佛经目录渐渐增多,传经的僧人和习经的僧徒在学习佛经经典过程中当需要查阅、考证和保存经文资料的时候,面对宗派林立,内容繁杂,卷帙浩瀚的众多经籍感到很不方便,佛经目录便由此而产生。第一部佛经目录是魏僧朱士行所撰的《汉录》,此录首创了详记译人及其译地、译年月等内容。继朱士行之后有西晋竺法护的《经目》、东晋支敏度的《经论都录》及《别录》。这些目录都已亡佚,在今存隋费长房的《历代三宝记》中可视其大略。据姚明达《中国历代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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